丁芷诺：我见证了中国小提琴的发展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1960 年，俞丽拿、吴菲菲、林应荣和丁芷诺组建“上海女子四重奏”。

文 | 丁芷诺

如今在中国见到背着琴的琴童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在各地二三线城市琴童学琴的热情如火如荼，各种比赛、夏令营更是琳琅满目。在音乐舞台上，外国来访乐队中常能见到中国人的面孔，国际比赛更少不了中国年轻选手的身影，这些在7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发展初期以苏联为榜样

少年班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小提琴前辈陈又新和我父亲丁善德、声乐家劳景贤一起在上海法租界办了个“上海音乐馆”，为当地青年提供学习钢琴、声乐、小提琴的场所。两岁的我总是边啃着手指边在一旁听课，陈先生答应等我长到10岁就教我，可惜父辈们在动荡的日子里无法顾及子女的音乐教育，学琴的愿望一直无法实现。直到1951年，解放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很有远见地建立了两个班：一个是为国家日后需要招收十几岁青少年的“少年班”（后改为附中），一个是从部队或地方团体招收音乐骨干的“干专班”（其中不少人成为音乐基层领导）。我报考少年班时，录取的25名学员中除了戴丽华、俞丽拿、沈榕等学过钢琴，赵诞青学过二胡，我是惟一用小提琴报考的，只学了一年不到。大部分同学都是唱一首歌，经过音乐素质测试考进的。班主任是以教视唱练耳严格出名的程卓如老师，课程除了主课还有合唱、合奏、基础乐理，这种全面的音乐教育为我们日后的成长打下很好的基础。不久后，老师们选出了一批学生学习小提琴、大提琴，由上海交响乐团的窦立勋等老师上课，北京和上海的附中后来又建立了附小，所培养的毕业生后来都成了交响乐团、电影乐团的演奏员或音乐学院的教师。

上世纪50年代，著名的苏联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科岗，钢琴家里赫特等频频来访演出，苏联和东欧的歌舞团演出，每次都让我们坐在第一排观摩学习。其中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两年的小提琴专家米基强斯基对中国小提琴教学影响很大，别里捷也来上海任教，后因中苏关系破裂被召回了。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也先后派出了留学生，他们回国后都成了教学骨干。当时在人们思想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小提琴民族化、群众化

1959 年，上海电视台成立之初，邀请上海音乐学院女子齐奏组去电视台录制节目。

1958年，国家处于欣欣向荣的时代，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深入人心，音乐界面对“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新态势。大学一年级的我们频繁下乡、下部队、下工地，走出校门接触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懂得了不少道理。为了使群众接受和喜爱小提琴，我们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学习民间民族音乐，改编了《二泉映月》等，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记得我们组成的小提琴齐奏在浙江山区演奏群众熟悉的《四季调》，老百姓从未见过小提琴，说：“你们扛在肩上的盒子声音真好听！”全国各地的同行们纷纷拿起手中的乐器编写了不少群众喜爱的乐曲。我们这一代人，学习拉琴、学习编曲、学习走向群众，也建立起报效祖国的责任感。紧接着，1960年接到文化部通知要参加比赛，俞丽拿、吴菲菲、林应荣和我组建了“上海女子四重奏”，在5个月的时间里日夜排练，经过选拔，我们登上了弦乐四重奏的国际比赛舞台，我们立下“为中国室内乐填补空白”的雄心壮志，老师、院长们信任的眼光和亲切的鼓励使我们激动。为了能找到音色协和的较好的四把乐器，谭抒真院长不但拿出了他最宝贵的小提琴，还在上海各单位支持下，从电影乐团借了把大提琴、从交响乐团借了中提琴。当我们遇到困难、练习进展不大时，同学们为我们打气，用诗歌、信件鼓励，一次次预演，专家们亲自指教。于是，还只是三年级的我们就是这样怀着“为国争光”的抱负走上国际舞台。

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

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斯特恩上公开课

1978年的恢复高考令人激动，北京、上海等各地音乐学院一下子涌现了大大超出原定名额的优秀学生。1979年改革开放，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访华，随访摄制组拍了一部后来获了奥斯卡纪录片奖的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在参观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时说了句：“每一个窗口有一个天才。”从此，中国的弦乐学生走出国门去国外留学，冲刺国际比赛，教师中出现了像林耀基这样的培养了几十个国际比赛大奖学生的“得奖专业户”。文化部主办的全国小提琴比赛在上世纪80年代形成了制度，大量优秀选手脱颖而出，大大提高了音乐学院的教学水平。

我有幸于1981年和1991年两次通过外语考试，成为教育部派出的“访问学者”，四五十岁的我出访美国一年和奥地利半年，这对当时进入中年的我们是重新学习开眼界的机会，在听了无数音乐会和各处音乐学院教师上课后，在比较中认识了中外的差别，看到了我们的优势和不足。世界也了解了中国，正像奥尔的学生、著名小提琴教育家布朗斯坦所言：“以前你们中国人是在饥饿线上挣扎，现在你们的学生都能参加国际比赛了，中国真是了不起。”

重视室内乐发展

1985年，丁芷诺（左三）与刚从英国获奖归来的“上海四重奏”

当我即将结束在美国的学习时，接到国内来信，为了参加英国朴茨茅斯国际四重奏比赛，上海女子重奏组的几位教师已组织了四组学生重奏组。我一回国就成了专职的重奏教师，其中李伟纲等几位组成的“上海四重奏”个人实力强，虽然从未拉过重奏，但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学会了古典、浪漫、现代的四首作品，最后比赛获得了第二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高兴地特地写信给贺绿汀院长表示祝贺。

与此同时，各地乐团都开始重视室内乐，我曾受邀去北京“爱乐女”室内乐团、中央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广播乐团、广州乐团等举办专场的弦乐室内乐音乐会，在上音也先后组成了多支室内乐队，还录制了被香港音乐杂志评为“这是大陆、台湾、香港三地中弦乐最美的唱片”。

为琴童创造普及环境

授课中的丁芷诺

随着改革开放，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学琴潮”，各地建造了音乐厅，新建立的交响乐团也越来越多，音乐学院的学生更是成倍增加。中国的教师专研业务、热爱学生、热衷相互交流，中国的孩子肯动脑能吃苦，中国的家长更是为孩子不惜一切，连国外音乐家也开玩笑说：“中国教师本事大，你们连电线杆也能教会它拉琴。”与欧美相比，我们缺少的是良好的音乐环境，尤其是室内乐、合奏的氛围和传统。1991年我们和澳大利亚塔斯玛尼亚音乐学院院长、小提琴家塞笛夫卡以及厦门鼓浪屿音乐学校一起举办了国内第一个弦乐夏令营，后来每年都在各地举办，至今已是第22届了。上世纪90年代，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每年只招收不到十名小提琴学生，面对成千上百的琴童，想进音乐学院附中、附小真比考状元还难。于是我和几位当时少年班的同学一起也学习美国周末音乐学校的模式，在一位热爱小提琴的老干部支持下，在上海办了一个“丁善德音乐学校”。平时孩子都在中小学学文化，只在周末来校学习合奏、基础乐理，每学期举办音乐会，暑假每年举办夏令营等音乐活动，使不少孩子走上了专业音乐的道路，二十多年来先后有一百多人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更多的进入交大、复旦等成为大学乐队的骨干。

这时期广州的李自立、北京的赵薇领导成立了“全国少儿小提琴教育学会”，活动十分活跃，声势很大。

回眸中国小提琴事业七十年发展历程，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亲自见证了小提琴在中国从弱势到壮大的过程，也有机会亲身参与其中。如今21世纪，整个世界都在迅猛发展，中国的变化更是令人惊讶，面对新的形势，更需要我们总结经验，思考作为老教师的我们如何与年青一代教师很好地接力。相信中国小提琴事业会在百花园里开出更加灿烂绚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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